当我写下这个题目，我的第一堂公开课即刻从记忆深处浮上来，有形有色，有声有息。

讲个课还能把人累着？

当时，我刚参加工作半年。那天下课回到办公室，对坐的高老师悄声对我说：要是组长让你讲公开课，你可别答应，你就说……他指指我肚子，我立刻会意地笑了——我正身怀六甲。

组长果然来了，说后天各学科教研员要来学校听课，每个学科要出一个人讲公开课，语文学科想推我上。

我想起高老师的嘱咐，便推脱说：我怀孕4个月了，把这机会让给别人吧。

后来，刘校长来到办公室说：你们语文组可是学校的拳头组啊！怎么连个讲公开课的人都选不出来？说着，他瞟了我一眼说：小张老师去试试吧……不等他把话说完，高老师就抢白道：小张不方便讲，她昨天下课回来还吐呢！

当时母亲正跟着我住。晚上回到家，我跟母亲述说了发生在学校的事。想不到母亲竟鼓励我说：讲个课还能把人累着？我怀着你的时候，在晋州文化馆当音乐教员，我走村串户去教社员们唱歌，你不也长得挺壮嘛！

我说：可是我犯怵啊！我有“对视恐惧症”，只要有陌生人来听课，我就会犯病。

母亲说：听课的人一般都坐在教室后面，你眼睛不要往后面看，要是不小心看到他们，就把他们当成榆木疙瘩。

我心里有底了。

上公开课是最好的“胎教”

第二天上班，一进校门我就对刘校长说：我想好了，去讲课。

刘校长听了喜出望外，居然从他的棉袄口袋里摸出了几颗生栗子，塞到我手里，哄孩子般地说：特别甜！你尝尝。

高老师得知我要讲公开课，震惊坏了，也感动坏了。他说：阶梯教室冷，没生炉子，你明天讲课多穿点。

讲公开课是件大事，着装可是马虎不得。我试遍了自己所有可穿的衣服，最后不顾母亲反对，决定穿那件粉色、伞状、娃娃领、领子钩着白边的针织衫。

那天讲课的内容是周建人的《蜘蛛》。课讲得不算精彩，但却很顺利，“榆木疙瘩”理论也派上了用场。

下课后，语文组的同事围了上来，祝贺我讲课成功。就在这时，发生了一件日后让我心惊肉跳着重温了一万遍的事——走下讲台时，我头一晕，打了个趔趄，险些摔倒！

大家吓坏了。高老师赶忙脱下他的军大衣为我披上，嘴里不住地说：你穿太少了，你穿太少了……

后来有一个极好的机会，我可以调离那所学校。我爱人去找刘校长，刘校长笑着对他说：我怎么舍得放了小张？她课讲得那么好……

完了！我为自己下了个绊！

我儿子出生后，不弱，亦不傻。同事见了都开玩笑：这孩子在娘胎里就听过他妈妈讲公开课呀，长大后也去当老师吧！

后来，有一次当我得知有一位怀孕的同事报名讲公开课时，我激动地拉着她的手说：我负责任地告诉你，这可是最好的胎教！

喜欢上公开课的老师，有福

2010年初春，中国教育电视台邀请我去《师说》栏目讲巴尔扎克。我听了，又要打退堂鼓。拨打电话征求母亲的意见。母亲说：必须去呀！人家这是给你脸呢，你不能不要啊！

我说：可是您知道吗，在《师说》栏目讲课的都是业内有名的大家。我怎么行呢？

母亲说：你试都不试一下，怎么就知道自己不行？

这是我第一次讲“电视公开课”，共5集，总名为《五叹巴尔扎克》。

录课那天，我穿了一件淡绿色与黑色拼接的连衣裙，做了头发，电视台的化妆师精心为我化了妆。

母亲是在老家收看的节目。据说，那天我们家聚了好多人，有亲戚，也有乡邻。不用说，大家都是被母亲热情招呼来的——她家大女儿上电视讲课了，她恨不得把这事张扬得尽人皆知。

看完了一集电视节目，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说：都夸你讲得好！衣服也挺像样儿的，抬人儿！

后来，每逢遇到同行在公开课前打退堂鼓，我都会由衷地鼓励他们，就像当年母亲鼓励我一样。

我曾经问自己，公开课究竟像什么？我从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里得到了启发。杜拉斯说过一段有意思的话，我将其压缩为：“爱情之于我，不是寻常的一饭一蔬，而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。”

我想，每一个不甘平庸的教师是不是也都应该学会这样说：公开课之于我，不是寻常的一饭一蔬，而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。

曾在公开课上振翅高飞的教师，那一刻的铭心体验，必将伴随他的整个教学生涯，公开课凝结而成的那一粒可贵的盐，必将成为他每一堂“家常课”不可或缺的调味剂；曾在公开课上颓然坠落的教师，是向一个“旧我”敲响了丧钟，他会“向死而生”，会在一番卧薪尝胆之后迎来一个“新我”的呱呱坠地。

喜欢上公开课的老师，有福了！

如今，鼓励我上公开课的母亲已经远去了。当我为校长、教师、学生做培训时，我从容淡定，再不会犯所谓的“对视恐惧症”。我知道，这得益于我一次次公开课的历练，也得益于当年母亲的“榆木疙瘩”妙论。

（作者系语文特级教师、正高级教师、知名作家，河北省唐山市开滦第一中学原校长）

《中国教师报》2024年03月06日第7版

作者：张丽钧